供春壺鑑賞 @ 愛閑老人

最近研讀了一篇討論關於供春壺的文章，看完此文後，其實跟筆者的想法有雷同之處，讓我想起曾經在台灣某位老大哥的收藏裡見過的供春壺身影，並產生了聯結。

以下先節錄其文章部分章節,然後再與筆者所見之供春壺做比較分析。

安徽李廣寧

關於紫砂壺起源於明代所引用的文獻資料，主要是傳統的有關紫砂壺方面的記載，如明末周高起的《陽羨茗壺系》、清中期吳騫的《陽羨名陶錄》等書籍。這些書籍都記載了一個故事：在明代正德年間，宜興人吳仕為準備考進士而住在金沙寺內，其家僮供春跟金沙寺的僧人學做壺獲得成功，後來成為宜興紫砂壺的鼻祖。吳仕是在明正德九年(1514)考中進士的，因此供春學做壺的時間大致也應該是在此期間。

宜興紫砂壺起源於明代，文獻記載其鼻祖為供春。關於供春其人，不同的文獻有不同的記載和說法。有稱其為龔春的，也有記載其姓龔，名龔供春的。甚至其性別也有不同記載，一般認為其是吳仕的家童，也有稱其為吳氏的“青衣”即婢女。但供春在吳仕於正德九年考進士之前，陪他在金沙寺溫習功課，在侍候主人的余暇時間裏，其向金沙寺的老僧學習用紫砂泥制壺並取得成功的記載則是一致的。我認為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明代，一個婢女單獨接觸僧人學壺藝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供春的身份只能是男性的家童，並且是一個對世事充滿好奇又聰明好學的青少年。他的成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也應與其主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有關系。關於供春所制的壺是什麽樣子？這是歷來愛好宜興紫砂壺的人們都非常感興趣的事情。迄今為止，在古墓葬和古遺址中並沒有供春壺出土。

收藏在國博的供春款樹癭壺，是建國初從江蘇省選調上來的。該壺最早是宜興鄉賢儲南強於1928年在蘇州地攤上購買的。

當時壺身做成松樹癭瘤狀，壺把做成樹枝分叉狀。把下有篆書款“供春”二字。壺蓋做成南瓜蒂狀，蓋內有篆書“玉麟”印款。儲先生是有文化教養的人，購得此壺後反復考證，並走訪此壺的傳承經歷，得知曾收藏在清末大收藏家吳大澂家。他認為此壺是供春壺真品，蓋是清末制壺名家黃玉麟後配的，於是聽取大畫家黃賓虹的建議，找當時的制壺名家裴石民重新配蓋。建國後，儲先生將壺捐獻給國家，此後經逐級上調，最後入藏國家博物館。觀察該壺，我們感到其是否為供春壺真品有諸多疑點。其一是該壺造型獨特，制壺者應具備較高的雕塑藝術能力和造型藝術修養。這是家童出身且又初創紫砂壺的供春所不可能具備的。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所有明代紫砂壺造型都比較粗獷簡單，達不到這個水平；其二是壺土泥料過於細膩，這也是明代的泥料粉碎技術所達不到的；其三，該壺的款識為篆書體，也是整個明代紫砂壺所未見的。明代紫砂壺只有楷書刻款，出現篆書款是清代以後的事情；其四，該壺使用的泥料應是黃褐色的段泥，這種泥料在明代紫砂壺上不見使用，是清代以後才出現的泥料。其五，該壺原蓋上的印款為“玉麟”篆書，表明壺的作者是清末制壺大家黃玉麟。

黃氏曾被吳大澂專門聘請在吳家制壺，並且制過很多把這樣的樹癭壺，至今在上海、宜興等地多有人收藏。儲先生買的這把壺經他自己調查，恰好曾收藏在吳大澂家。因此綜合以上各點，我認為國博所藏的這把供春壺，應是清末制壺大家黃玉麟自創壺型並托名供春的一件作品。在清末民國時期，古董收藏出現熱潮，紫砂壺托古仿古之風興盛。儲先生和黃賓虹是文人、畫家，他們有素養但不是文物鑒定家，出現錯認的事是不足為奇的。大約20年前，我接待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博前身)館長的俞偉超，就將這些想法告訴他，俞先生認為很有道理，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再來看香港茶具館珍藏的那把供春款六瓣圓囊壺，同樣感到其問題很多，也應是一把“假虎丘”。

首先在這把壺的壺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隸書款。款字周正老辣非常見功底。作偽者很熟悉供春的故事，吳仕是正德九年考的進士，他就將供春陪侍吳仕住在金沙寺學做紫砂壺的時間提前一年。即便歷史真的是這樣，當時供春也不過是一個向金沙寺老僧初學制壺的青少年。他沒有什麽文化，制壺剛剛起步，如何能在壺底刻出如此老辣流暢的隸書款來？同樣該壺造型圓熟，泥料細膩，各方面的技術水平都已遠遠超過明代的制壺水平，因此絕無可能出自紫砂壺誕生初期一個剛剛學習制作紫砂壺的青少年之手。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和分析，這把壺的制造時間應該比國博的那把樹癭壺還晚。樹癭壺是清末制壺大師黃玉麟所做，而這把六瓣圓囊壺則可能是民國時期生產的。此時古玩市場火爆，宜興紫砂壺仿古高手蔣燕亭組織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壺，我們常見到的有仿時鵬(時大彬之父)、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惠孟臣、陳鳴遠、王南林等人的。所以其仿冒供春是毫不奇怪的。在建國初期，這類仿古壺流入香港，當時的羅桂祥對紫砂壺並不內行，據他自己講：是見到有刻款的、造型好的就買下來。因此這把六瓣圓囊壺就被他收集起來而流傳至今。

　　行文至此，也許有人會問：歷史上到底有沒有供春其人和供春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歷史上的許多紫砂壺典籍乃至明代文人筆記中都有記載，這些記載者是嚴肅的、內行的。只是我們要找供春壺必須換思路，那就是不能因為供春壺名氣大就專找做工美、技術水平高的帶“供春”款壺，那恰恰會落入作偽者的圈套。相反的是，供春對紫砂壺的最大貢獻是開創者，其作品應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可能是手工捏制後用簡單的工具修整，胎土較粗糙，與缸甕同燒，壺身上還有可能會濺有釉淚，並且極有可能不帶款識。因此，即使有真的供春壺逃過歷史的劫難而流傳至今，我們也非常難以辨別它。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更多地寄希望於考古工作者。期望他們註意明代中後期墓葬，特別是正德、嘉靖年間的墓葬材料，萬一有一天能出土真正的供春壺，就會將我們的紫砂壺研究和鑒定工作推向新的層面。

依筆者專研古壺之淺見，上述博物館所藏供春壺之土胎，屬於泥胎質地，沒有明代砂質胎之特色。此二壺雖是傳世品,但從其胎光來看，卻無明顯風化痕跡。若以筆者所見之供春壺比較(如下圖)，其胎土為明代製壺之白泥砂胎，且可明顯看出出土風化的痕跡，再者，壺底儁刻為晉唐楷書字體，以這幾項觀點來看，就能與上述兩壺作明顯區別。